自卑的捕食者
布面油畫
146 x 97cm, 2018
一条臭烘烘的母狗,生下了许多幼崽,身上有些地方已经开始腐烂,但对童年时期的我来说,她意味着一切。我完全无法管教她,我一步步地退缩,避开她的气息,最终—–除非我另有决择–––她会把我逼到一个角落,在那里,它将在我身上,让我和她一起腐烂,直到最后–––如果我们还能被区分–––她那被脓液和蛆虫侵蚀的舌头舔着我的手。
—— 弗兰兹·卡夫卡《箴言》
这幅画的灵感来自我早年在中国的创伤经历。对我而言,成长意味着逃离“母爱”。我的母亲虽然有许多优点,但塑造我的却是她的病态与扭曲––––对“母亲”的认知至今仍在影响着我对世界的理解。
年少时,我在张爱玲《金锁记》中的曹七巧身上瞥见了母亲的影子*。后来,在陀思妥耶夫斯基《群魔》中的瓦尔瓦拉·斯塔夫罗金娜,甚至彼得·维尔霍文斯基身上,我再次看到了她*。
我是通过母亲逐渐认识我的祖国的––––90年代的中国, 一个从文革废墟中重生的国度,同时受陈旧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新兴市场资本主义力量的左右。那是我记忆里的母国,她五千年的文明在前所未有的虚伪盲目与精神荒芜之中挣扎。在与母亲的相处中,我逐渐觉察到母性的吞噬本能、群体里的嫉恨与自卑,政治中的权力争斗与“分而治之”的手段,以及文艺中媚俗的虚假情感。
中国在上世纪六七时年代经历了最无知、最极端的时期, 愚昧助长了怨恨与恐惧,进而催生了一场摧毁文明与教育的“文化大革命”。怨恨导致无休止的斗争,恐惧则滋生依赖,侵蚀个性。人越恐惧,就越依赖他人,并通过控制他人来换取安全感;而被控制者之间的冲突越激烈,操控者越感到安全。这个恶性循环在家庭与社会间相互作用,形成了一种无所不在的压迫。我将那些被怨恨、恐惧和愚昧吞噬的人称作“自卑的捕食者”。
我的母亲是文革的产物,少时当过红卫兵,一生都将自己塑造成受害者––––坚称只为他人而活,认为所有人都欠她、冷落她、折磨她。 一切的人际关系都成了权力斗争;在支配她生活的各种斗争中, 她始终扮演失败者的角色,深信自己弱势、无能、受欺压,内心充满无法遏制的怨恨与嫉妒。她唯一能完全掌控的,便是她的孩子,我成了她唯一的猎物与依赖。在家庭中,她无意识地重演自己的成长经历,复制她曾参与或遭受的迫害:挑拨离间,扭曲事实,煽动恐惧,当众羞辱,贬低、孤立,隔绝、监视、精神操控,情感勒索,以及殴打和肢体残害。
母亲在毫无察觉且完全违背她意愿的情况下, 深深影响了我的艺术感受力:她让我对媚俗(kitsch, 假大空的情感和矫揉造作, 米兰·昆德拉的“第二滴泪”)感到恶心;还让我对独处及逃入内心世界产生无限渴望。这两点对追求艺术至关重要。
在我看来,母爱往往渗透着自恋:她把孩子看作私有财产、斗争的武器、情感的宣泄口、理想的寄托和自我投射的媒介。而我最无法忍受的,是她极度扭曲的表演欲与审美观——那种虚伪、刻板、造作的“美”,根植于她的文革成长经历。她疯狂地把自己所认定的“美”强加在我身上,试图通过我向世界展示她理想中的自我。我从未被允做自己,犹如一个被剥夺了人类情感的傀儡,只能不停地模仿、假装与表演。
成年后,我一直试图摆脱母亲的阴影。在一点点剥离她的投射时,内心却留下了一个不安的空洞。我时常怀疑自身感情的真实性,很难与人建立真诚的联结––––尽管我如此厌恶庸俗与虚伪,尽管我如此渴望亲密。多么矛盾的处境!毕竟,艺术不正是人类真挚情感的表达吗?
**注:**我通过未成年人的视角看见的母亲,可能与成年旁观者截然不同。就像初读《群魔》时,我觉得瓦尔瓦拉·斯塔夫罗金娜慷慨慈善,但她的儿子尼古拉·斯塔夫罗金不会这么认为。童年记忆往往是艺术家的宝藏;透过主观、偏颇的视角,却能捕捉深刻的洞见。母亲的阴暗面帮助我理解了“恶”,这对我的创作,至关重要。
*曹七巧:受封建父权压迫的愚昧怨女;瓦尔瓦拉·斯塔夫罗金娜:专横自恋的母亲;彼得·维尔霍文斯基:虚无冷酷的操纵破坏者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