自卑的捕食者

布面油畫

146 x 97cm, 2018

一条臭烘烘的母狗，生下了许多幼崽，身上有些地方已经开始腐烂，但对童年时期的我来说，她意味着一切。我完全无法管教她，我一步步地退缩，避开她的气息，最终—–除非我另有决择–––她会把我逼到一个角落，在那里，它将在我身上，让我和她一起腐烂，直到最后–––如果我们还能被区分–––她那被脓液和蛆虫侵蚀的舌头舔着我的手。

—— 弗兰兹·卡夫卡《箴言》

这幅画的灵感来自我早年在中国的创伤经历。对我而言，成长意味着逃离“母爱”。我的母亲虽然有许多优点，但塑造我的却是她的病态与扭曲–––对“母亲”的认知至今仍在影响着我对世界的理解。

年少时，我在张爱玲《金锁记》中的曹七巧身上看见了母亲的影子*。后来，在陀思妥耶夫斯基《群魔》中的瓦尔瓦拉·斯塔夫罗金娜和彼得·维尔霍文斯基身上，我再次看到了她*。

我是通过母亲逐渐认识我的祖国的–––90年代的中国， 一个从文革废墟中重生的国度，被陈旧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新兴的市场资本主义力量所左右。那是我记忆里的母国，她五千年的文明在前所未有的盲目虚伪与精神荒芜之中挣扎。在与母亲的相处中，我逐渐觉察到母性的吞噬本能、群体里的嫉恨与自卑，政治中的权力争斗与“分而治之”的手段，以及文艺中媚俗的虚假情感。

我眼中，（20世纪下半叶的）“共产主义中国” 在最黑暗时刻，被愚昧所助长的怨恨与恐惧所统治，因而生发摧毁文明与教育的文化大革命。怨恨导致了无尽的斗争，恐惧则滋生了依赖，侵蚀了个性。人越恐惧，就越依赖他人，并试图通过控制他人来获得安全感。往往，被控的人之间的斗争越激烈，操控的人就越觉得安全。这个恶性循环在家庭与社会间相互作用，形成了一种无处不在的压迫。我把这些被怨恨、恐惧和愚昧吞噬的人称作“自卑的捕食者”。

我的母亲是文革的产物，少时当过红卫兵，一生都将自己视作受害者。她总觉得，在支配她生活的各种斗争中，自己永远处于弱势， 被忽视受欺负遭打压，内心充满无法遏制的怨恨与嫉妒。她唯一能完全掌控的，便是她的孩子，我成了她唯一的猎物与倚赖。在家庭中，她无意识地重演自己的成长经历，复制她曾参与或遭受的迫害：挑拨离间，扭曲事实，煽动恐惧，当众羞辱，贬低、孤立，隔绝、监视、精神操控，情感勒索，以及殴打和肢体残害。

母亲在毫无察觉且完全违背她意愿的情况下， 深深影响了我的艺术感受力：她让我对媚俗(kitsch, 假大空的情感和矫揉造作, 米兰·昆德拉的“第二滴泪”)感到恶心；还让我对独处及逃入内心世界产生无限渴望。这两点对追求艺术至关重要。

在我看来，母爱往往渗透着自恋：她把孩子看作私有财产、斗争的武器、情感的宣泄口、理想的寄托和自我投射的媒介。最让我无法忍受的，便是她的审美，那种极端虚伪、丑陋、肤浅、造作的审美，根植于她的文革成长经历。她疯狂地将自己所认为的“美”强加于我，试图通过我来实现她理想中的自我。我从未被允做自己，犹如一个被剥夺了人类情感的傀儡，只能不停地模仿、假装与表演。

成年后，我一直试图摆脱母亲的阴影。在一点点剥离她的投射时，内心却留下了一个不安的空洞。我不确定自己是否还能体验真实的情感，更无法建立情感依附，尽管我厌恶虚情假意与媚俗。这是多么矛盾的处境！毕竟，艺术是要表达真诚的人类情感。

**注：**我通过未成年人的视角所看见的母亲，可能与成年旁观者截然不同。就像初读《群魔》时，我觉得瓦尔瓦拉·斯塔夫罗金娜慷慨慈善，但她的儿子尼古拉·斯塔夫罗金不会这么认为。童年记忆往往是艺术家的宝藏，透过主观偏颇的视角却能获悉深刻的洞见。母亲的阴暗面帮助我理解了恶与丑，而这种理解，对我的创作来说是不可或缺的。

*曹七巧：受封建父权压迫的愚昧怨妇；瓦尔瓦拉·斯塔夫罗金娜：专横自恋的母亲；彼得·维尔霍文斯基：冷酷无情、追求权力与毁灭的虚无主义操纵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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